作者：程凯
中国的政治异议人士被中共迫害死亡，无不令人愤慨，如李旺阳之死，如曹顺利之死。而刘晓波的死亡，固然也令人愤慨，但在愤慨中又让人感到可悲。你信不信？过若干年，刘晓波说过的许多话都可能被人忘记了，但2009年12月中共法庭判处他十一年重刑时他在法庭上作最后陈述说的一句“我没有敌人”，却是让人永远难以忘记。人们一想起刘晓波之死，就会想起他的这句话。他是被他的“没有敌人”判重刑关进黒牢，一直关到他罹患肝癌，也没有把他放出来，并且一天刑期也没有减；他死后立即被焚尸扬灰，撒进大海，不让他在人世间留下一丘坟冢、一块墓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被他的“没有敌人”残暴的杀死，这多么可悲！然而在所有评述刘晓波的文章中，却没有人说破这可悲的事情，这也像是人们为刘晓波穿了一件皇帝的新衣。不过终有“小孩”出现了，我见到网上有一篇记述刘晓波的文章，一位网友跟帖写道：刘晓波的死亡，简直是一场搞笑。
不要怪那位网友不厚道，面对祸害中国远超半世纪屠杀数千万中国人、如今又成为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的世界上最凶残的中共政权，刘晓波竟然说“我没有敌人”，实在让有正常心智人的不可理喻，更是没有人能够对“没有敌人”的刘晓波被他的“没有敌人”杀死为刘晓波做合理解释。有人说，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意义深奥，深奥到非有上帝般的境界才能理解。但上帝离我们太远，现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不需要只有上帝才能理解的道理，我们要的是普通百姓都能理解和接受的道理。
中国的民主运动，长期被一个不容质疑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理论所引导：当六四屠杀，中共的冲锋枪子弹射进学生和市民的身体，中共的坦克车从和平请愿者的血肉之躯上碾过；当六四后中共一天比一天残暴血腥，随意剥夺中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时，“和理非”理论反倒越来越被海内外民运人士高高弘扬，甚至李旺阳死亡、曹顺利死亡、709律师被抓捕、异议人士在狱中被强制服食药物致终生失智和残疾，也不能让他们稍加反省。
“和理非”反对一切“革命”的理念和行动，据称是受甘地、曼德拉的真传。甘地、曼德拉固然伟大，可是当今中国，缺少的却不是甘地和曼德拉，反而是甘地和曼德拉太多太多，随便拿出一位异议人士、人权律师，他们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争和他们遭受的深重苦难，都超出甘地、曼德拉的十倍、百倍。甘地当年面对的是实现了《大宪章》民主改革的英国殖民者，曼德拉面对的是正致力于改变种族隔离制度的白人总统德克勒克。在当年的印度和南非，英国殖民者和德克勒克虽然都是专制统治者，但他们都有基本的人道意识；而中国的民运和人权人士面对的中共，却不是一般的专制统治者，而是没有一丁点人道、仁爱、伦理底线的衣冠禽兽，中共进入习近平时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嗜血残忍。中共最乐见的当然是中国越来越多“和理非”，因为“和理非”们整天想着与中共对话，期盼中共实现民主宪政转型，即使中共把“和理非”们一个个关进监狱、一个个杀戮，他们仍然“和理非”，乐此不疲。在当年的印度和南非，“和理非”越多，印度和南非越有希望；在当今中国，“和理非”越多，则中国的灾难越深重。
“和理非”原意不错，问题在于将“和理非”绝对化。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便是“和理非”走火入魔之作。从刘晓波历来的言论看，六四屠杀后，他把引发六四屠杀的责任归咎于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不惜笔墨连篇累牍的批评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激进”招致中共动用解放军镇压，闭眼不看那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最温和的抗议，温和到几百万人的抗议活动竟然没有砸烂任何一家商店的橱窗，小偷们都停止了偷窃。六四后，刘晓波还一厢情愿的寄望于中共的改良，他甚至希望中国出现一批像晚清的“康梁”一样的“和理非”主导中共的改良运动，他因此否定推翻满清皇朝建立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的辛亥革命，辱骂发动辛亥革命的孙中山是“乱臣贼子”。刘晓波的“和理非”终于在他被判入狱之时升华成“我没有敌人”，于是他的“没有敌人”就毫不客气的把他关进监狱，让他痛苦死亡，你说刘晓波可悲不可悲？
“和理非”之所以长盛不衰，走向绝对化，是因为“和理非”们占据着“政治正确”的高地，把反对“和理非”绝对化倡导革命的人一概指责为搞暴力。“和理非”们引用达赖喇嘛批评藏青会的话：你们去哪里搞到枪？说现在是热兵器时代，不再发生陈胜吴广式的揭竿而起，断言在热兵器时代，谁也不可能与手握坦克与冲锋枪的专制统治者对抗。那么，建柏林墙的人手中有热兵器，柏林墙是怎么倒塌的呢？齐奥塞斯库手中有热兵器，齐氏夫妇是怎么被处决的呢？况且，谁说革命就一定是搞暴力？几年前中东的“茉莉花革命”，一开始就只有花香没有硝烟，一缕茉莉花香飘来中国，就把中共吓得要死。晚清一位革命家说，“革命不是杀人放火，勿可以污蔑我‘革命’二字。”革命在六四屠杀那一天觉醒，绝不是暴力的觉醒。奇怪的是，在六四屠杀后兴起的中国民运，却是不可谈革命。开启“中国之春”民主运动的王炳章在被“和理非”的围剿和排挤中度过了他被送进监狱前的十几年，而王炳章在被中共判处无期徒刑后，海外的一些“和理非”从来不去参加营救他的活动，理由是王炳章是搞革命的。更奇怪的是，一些海外民运人士的“和理非”时间表，是跟随着中共的时间表来转的：中共开“十七大”，大家就研讨“十七大后的中国”；中共开“十八大”，大家就研讨“十八大后的中国”；去年中共开“十九大”，大家又研讨“十九大后的中国”。总是寄望于中共某一届党代会后中国发生突变，那么中共开“二十大”、“三十大”，大家就去研讨“二十大、三十大后的中国”，永远研讨下去，如此“和理非”，中国还有希望吗？
皇帝穿那件新衣之所以不可说破，因为那人是皇帝；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之所以不可说破，是因为他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诺贝尔和平奖是刘晓波头顶的光环，也是阻止人们对刘晓波做深入剖析的障碍。其实诺贝尔和平奖的神圣性早就被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玩破了产。2008年奥巴马上台说了几句动听的话，他们就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奥巴马；2003年非洲人权侵害严重，他们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倡导植树的肯尼亚政府女部长。在中国，比刘晓波更应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至少有一百个人和群体，“天安门母亲”群体闪耀着伟大母性对专制不妥协的精神，令天地为之动容，诺贝尔和平奖对这个群体始终视而不见。如果摘掉了刘晓波头顶的诺贝尔奖光环，他不过就是一位帮助中共改良的不同政见者，而不是革命者。中共未必在乎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中共不敢抓捕“天安门母亲”中任何一个人，却把刘晓波关进牢狱，毫无顾忌的关到他罹患癌症、关到他死亡，足以证明未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天安门母亲”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更具有令专制统治者惧怕的道义力量。
我没有轻薄刘晓波死亡的意思。不过当刘晓波宣布他“没有敌人”，我对他的崇敬便荡然无存。我的确实想嘲笑他，他的“我没有敌人”使他的死亡失掉了壮烈，只剩下可悲。我甚至认为对他的遗孀刘霞的关注也应该到此为止，刘霞被软禁在北京家中时，我见她每出现在镜头前，都是张开嘴哭喊和哀怨，我从这位诗人和摄影家身上看不到一点坚强和反抗之美；刘霞出了国，我看到的是她快乐的喝德国啤酒，却不出席德国人举办的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我宁愿把我的关注倾注于被中共剥夺了起码生活条件，在凄风苦雨中，为丈夫奔走、与中共抗争的709律师的妻子们，倾注于那些孤立无援仍坚强不屈的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妻子们，倾注于向习近平像泼墨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女青年董瑶琼，她们个个比刘霞勇敢、高尚、美丽。
我嘲笑刘晓波的同时我也颂扬革命，唯有革命才能催动中国大变局到来。我希望给“和理非”赋予“革命”的意义，而不是让“和理非”堕落成“我没有敌人”。王炳章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伟大先驱，是倡导以革命行动推翻中共解救中国的一杆大旗，中国的民主运动过去和现在缺少的是王炳章，而不是刘晓波。我希望中国的民运人士，无论海内、海外，大家一齐将革命的王炳章唤回，将“没有敌人”的刘晓波扬弃。
2018年8月27日
（载《明镜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