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燕益:系统之恶—-评小花梅案

从徐州八孩女、狗链女到小花梅成为网络热搜词,徐州方面先后四次发布通报不仅未能平息人们的质疑,再一次凸显了公权失丧公信力的窘境。民间更有对官方处理固定套路的置喙:比如舆论带风向把众怒引向人贩子、截断所有维权进路宣布受害人父母双亡后对其进行精神病隔离治疗并对施害嫌疑者董某立案采取强制措施进行人身控制。毋庸讳言,从事件的发展来看一切尽在官方掌控之中,持续发酵不仅无碍大局,相反在一个多事之秋动荡不迭的当下,客观上未尝不可达成聚焦个案减压全局稳控社会的收效。无论最终对当事人严刑峻法还是再祭出个别基层替罪羊均是低成本可控的。

抛开个案表层,除了众所诟病的地方权力长期尸位素餐渎职失职包庇掩盖拐卖人口所造成的一系列恶果,更应看到在这背后的系统之恶。

买卖人口的根源在于底层无论物质还是精神的绝对匮乏。对于卖方而言,拐卖人口无论妇女还是儿童均是高风险高成本低收益的“营生”。一般拐卖人口均需跨省异地进行以达成有效交易,比如有大量西南边远地区妇女儿童被转卖至沿海地区。反之,对于买方而言,不单要跨地买卖而且还要承担交易风险对收买对象实施严格看管及暴力驯化。买卖双方均承担不可预见的法律风险。试想,但凡物质精神无匮乏者,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谁愿意铤而走险买卖婚姻、买卖人口?娶妻可以你情我愿,无后可以合法收养。小花梅一案,不仅小花梅是受害者,董某及其子女何尝不是受害者?

拐卖人口的普遍发生屡禁不绝,根本在于公权力及社会资源垄断、社会服务异化成社会管制。具而言之,由于社会保障、社会救助、教育等基本权利的丧失或虚化导致底层物质精神陷于绝对匮乏之中。正常的性需求、家庭、生儿育女成为奢侈品。更有甚者,由于权力结构问题导致资源分配不公,在各层级地方权力及基层公权力运行主导下,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救济等基本民生条件不仅很难造福一方,反而异化成为进一步收割韭菜的工具,加之户籍制度、计生政策等管制措施的实行,愈加增大了底层的困境民生成本。

站在基层财政、资源现实的立场,依靠计生罚款、上户口、扫黄打非等等各种手段,依靠合法伤害权,来解决地方尤其是基层财政以及满足既得利益似乎也尚存情有可原之处。万事不如吃饭财政,大家都要活下去。由于日积月累的社会问题,中央和地方当局未必不比外界更清楚危机之重重,便需进一步的加强控制。这就势必进一步增加了基层管控社会的经济负担和压力,无米之炊难以为继。反过来,管控和收割日甚一日,窒息了民生民权的出路,导致底层资源愈加稀薄生存状态不断恶化愈加艰困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不惟拐卖人口,黄赌毒的蔓延泛滥以及社会各种黑色灰色产业的滋生莫不因此产生。

小花梅身上的枷锁无疑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枷锁整个社会的枷锁。小花梅出路何在?拷问我们每一个人。

解除这一枷锁正在于革除弊政,即逐步改变大一统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思维模式,建立权责相对应的权力运行机制,资源及财政有效直达基层终端。比如在地方自治、社会自治、社会自助等方面革除公权力垄断、社会资源垄断方面的弊端。改变只有权力没有责任、只有责任没有权力的局面,改变既垄断资源还不做事,既不做事还不让别人做事的局面。以真正实现如教育、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资源充分兜底,建立牢靠的社会保障底线降低民生成本,正用和善用现代科技手段,充分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从管控、维稳方面转为社会保障、人道救助、资源共享、查缺补漏之效用,补足最短的木板,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来源:维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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