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支联会的接触，应该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初，我作为一个小学生，跟着母亲参与烛光集会的时候。
我不像另外两位被告，是在支联会的成立之初就参与其中，影响着机构的发展。相反，我是在支联会的影响下长大的一代人。所以我的口供，一方面是关于我个人的参与，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支联会对这个城市里的人带来了什么影响。
支联会的六四烛光集会，是我参与公共事务最早的记忆。虽然当时的参与实在是微不足道，只是几万点烛光的其中一个。小时候未必很能够理解甚至留意到什么「五大纲领」，但基本的事实是明白的，知道好多哥哥姐姐为了国家能更好，站了出来，却被当权者屠杀，杀人者还要诬陷他们为暴徒，抹去他们的存在。而场内的气氛，是令我印象深刻的，我第一次体验到那么多人共同的悲伤，共同的愤怒，我大受触动，并且想去明白，到底是什么，能让那么多人的人连成一体。
在维园，我亦见到了香港人最美好的一面，烛光晚会的参与者，是最友善，最乐于助人的一群人。每个人都对身边的人怀抱善意，不会斤斤计较，还会自动自觉为集体付出，不论是清理烛泪也好，传递场刊也好。可能是因为烛光晚会本身就是一个没有私利可言的场合吧，会来的人都是因为爱——不论是对国家的爱、生命的爱、还是真理的爱。
可以说支联会的烛光晚会，是对年幼的我最深刻的一堂公民教育课。它令我切身感受到，什么叫公义，什么叫人心，什么叫公共参与。它亦给了我学习的榜样，不论是广场上愿意为民主付出一切的学生，在白色恐怖下努力寻找真相的天安门母亲，还是维园里每一个对他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并愿意为之行动的人。他们都示范了给我看，如何做一个大写的人。
政府整天将支联会归类为反中份子，但就我个人的经历，支联会多年来坚持谈六四，谈民运人士的遭遇，其实是培养了一群关心中国事务的人，对这个地方有爱的人，而不是煽动了什么仇恨或所谓「反中」。但这份爱是基于普世的价值，基于对真实的人的爱，而不是爱一个虚无的国家概念，更不是爱一个满手鲜血的政权。政府口讲「反中」，实际上是在说「反党」，是在偷换概念，混淆党即是国。
到了 2003 年，我去了英国升读大学，有几年没办法参与维园的烛光晚会。我想，人去不了维园，烛光却可以带来身边，于是我开始在英国组织悼念六四的活动，期间得到了支联会不少的帮助。而在组织这类活动的过程中，亦更加坚定了我想为中国的民主做点什么的决心。于是当我在 2010 年毕业回港，很自然地会联系支联会，看看我有什么可以出一份力的地方。我在支联会做了几个月的兼职，之后就一直留了下来当义工。我在 2014 年底当选成为常委，在 2015 年底成为副主席，并一直在这个岗位上直到支联会在 2021 年被政府强制解散。
一个人要不要加入一个组织，可以有好多的原因，但至起码，他必然是认同这个组织的宗旨或者纲领的。支联会的纲领一直都是公开的，就是那 30 个字：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五大纲领不只是几句口号，不只是某些场合下说过的话，它们就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所在，身份所系。所以控方其实没必要特意去找我们在哪个场合、哪个平台说过哪句纲领，有说出来也好、没有说出来也好，五大纲领一直都在，存在于我们所有的行动背后，是我们存在的理由。
五大纲领其实是一个完整的整体，不应该单单抽出一条去解读。支联会的源起，始终是 1989 年的那场民主运动。八九民运的终极要求是什么？是建设一个民主的国家，作为生于这场运动的团体，不可能忘记我们的初心，更有责任为逝者坚持下去。
我们想见到这个国家有民主，而挡在国家的民主化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这个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党国不分的横蛮逻辑。任何真心追求民主的人，怎可能容忍一党专政的存在？当然结束了一党专政，不等于立即就会有民主，毕竟建设跟「结束」是两个不同的过程，但不结束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有民主。这一点是很清楚的。 八九民运和其后的六四屠城，就正正让世界清楚看见一党专政的危害。一个不受人民监督的政党，为了垄断本就不该属于它的权力，可以屠戮无辜，可以滥捕滥判，可以抹杀真相，可以颠倒黑白。一党专政不结束，类似的罪行就可能重演，而且也已经重演了太多太多次。所谓结束一党专政，说的就是不可以任由这个政党为所欲为，对它所犯的罪，必须彻查真相，追究责任。所以平反跟追责其实也是结束专政的一部分。倒过来说，一党专政一日存在，不可能有真正的平反和追责。叫一个掌握绝对权力的政党自己查自己？别开玩笑了。所以知道现在，文化大革命也好，大饥荒也好，都没有任何真正的交代。死了的人仿佛就白死了。历史的教训从没被记住。
而释放民运人士，是一个最不含糊，最容易做到的要求。如果当权者真有诚意进行民主改革，这就是一个最实时可见的讯号。当然这个要求本身就是紧迫而重要的，对政治犯的无力关押，一天都嫌多。将这一条作为我们首要的纲领，也是我们对同行者的承担。
这五大纲领，是互为影响的一个整体，里面有一些相对具体的目标，比如释放某些人，追求一些人，平反一些事。但要达成这些目标，无可避免要结束专政和建设民主。单单要求追责而不要求结束专政，是缘木求鱼，甚至可以说是不真诚的。
但我要强调的是，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五大纲领的理解，不能代表所有说过这五句话的朋友的立场。五大纲领不是我个人的平台或口号。如果我只是想表达我个人的意见，我未必会用同样的字眼。但五大纲领的作用，是作为能够团结最多人的公共文本，不是作为某一个人的想法的精准表达。它是在表达一个群体，一场运动的共识，一个最低的公约数。每个人对五大纲领有什么延伸的要求，该如何达成，互相之间有何关系，或者里面的字眼好不好、准不准确，都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意见，但作为一个集体，只有那 30 个字才是我们共同的立场，而不是任何人僭建在其上的解释，不管那个人或机关多么有「权威」也好。
对支联会来说，我们没必要也不想去统一所有人的想法。因为一场社会运动的活力正正是来自多元的思想。支联会里面有很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有自居中国人、想要为国家付出的人，也有对身份政治不感冒、对国家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但共同的就是我们都认同这五大纲领是值得争取的目标，这就够了。在这 30 个字之上硬加其他的演绎，然后套到所有人身上——无论这个人是我自己、官员或法庭——既多余也扭曲了实际的情况。
具体落到支联会自己，到底我们是如何去实现这五大纲领的呢？其实我们这么多年的工作模式，也不外乎记录、传播、发声、游说、援助和集体的行动。
我们记录那些党国刻意抹去的人和事，不论是六四的真相，还是国内被酷刑被消失的抗争者。
记录下来，不是为了藏在山洞里，所以我们也会尽力传播这些讯息，让更多的人可以知道真相，让党国没有那么容易能篡改历史。所以我们会办六四纪念馆，会搞讲座、展览、话剧、出版、导赏等等传讯和教育的工作。
当然我们不只是被动地记录及传播过去的事，我们也希望能介入和影响正在发生的事，支持那些正在受压迫的人。所以我们会就着各种议题和事情发生，比如是政治犯的抓捕、豆腐渣工程、新疆的再教育营等等。我们亦会去做国际的游说，比如向联合国提交人权报告，希望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人权状况和政治犯的了解和关注。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们亦会直接帮助有需要的抗争者和家属，搭桥牵线或提供人道援助。
而作为民间的组织，我们展示力量，向政府施压的主要途径，就是集体的行动。所以举办游行集会、街头行动、国际联署、明信片行动等等，都是我们常做的事，最为人熟知，也比较有影响力的行动，自然是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但其实我们年中搞的公民行动，比这要多得多，只是好多的议题未必能有六四那么大的回响。但无论人多人少，值得去关注的人和事，我们都会尽力去行动和发生。比如在 2017/18年度，我们就发出了 30 则声明，进行了 21 次游行或集会，在各个声明里提及过名字的良心犯超过 30 个，包括刘霞、伊力哈木、谢文飞等等。我这里有当年支联会的年度工作报告，里面有我们发出的所有声明和活动日程表，可以更具体地看到我们是如何工作的。
我们这些工作，骤眼看似乎不能直接达成到五大纲领，甚至可以说我们来来去去只是「耍嘴皮子」——我们只是不停地说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理据，在各种场合，对各个对象，用各种方法。常会有人问，难道你不停叫中共释放刘霞，它们就真的会放人了吗？没有人知道，但事实上，刘霞最终也出国了。至起码，如果连说出要求的空间都消失掉，那些要求就更不可能实现。
而且，我们其实从不应小看语言的力量。共产党的起源不也就是一本书吗？更根本的是，我们要结束专政，建设民主，说的就是想结束枪杆子出政权的暴力循环，希望建立一个靠道理和原则维系的社会。而不是要取而代之成为下一个独裁者。所以我们最大的武器，最大的力量，就是把事情、把道理说清楚，以此消除极权对人的蒙蔽和掌控。
毕竟，专政也是靠人去维持的。而极权操控人的工具，就是屈辱和恐惧，令所有人变成自己的狱卒。在绝对的权力下，人们被困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这个世界没有事实，没有选项，语言被限制，价值被掏空，以至于独立的思想、自主的选择再不可能。那么要结束专政，最关键的其实是要打破这个思想的牢笼，守护真相，提供选项，自由地说话，并捍卫重要的价值和原则，而这些，就是支联会一直以来所做的，亦是我在这个法庭上要做的事。
